等玉梅量完尺寸，价钱也谈明白，把那姑娘送走，国平便凑了上去，帮著收拾摊子。
玉梅一边把软尺、划粉往包里划拉，一边笑著问国平。
“今儿咋样，瞧你这高兴劲，应该是不孬。”
“不能说发大財，起码是立住了。”国平轻笑道，“这大半天基本上没停下，一直接活。”
顿了顿，他补充了一句，“反正没和上次一样，被人家挑出多大的毛病。”
听到国平这么说，玉梅放下心来。
回家路上，国平明显话多了，讲著听来的新鲜事。
“李庄村那老王家，承包了村里的鱼塘，听说今年鱼长得特別好，赚了不少钱呢，比种地强多了。”
“还有西庙李的，两家因为宅基地的事儿吵翻了，吵著吵著就打起来了，最后连派出所的人都来了，一人一棍子都老实了。”
“还有个从南边来的小贩，说广东那边到处高楼大厦，马路宽得能並排走好几辆汽车，听得人心里直痒痒。”
...
玉梅知道国平心里高兴，她偶尔插一两句，顺著话茬往下说。
“我听著人家说这些，感觉自己也涨了不少见识，原来外面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。”国平总结道。
等国平说得差不多了，玉梅装作隨口一提的样子，问出了最想问的那句话。
“今天这一个集，挣了多少钱，大概有个数不？”
国平咧嘴笑了，带著点小得意，“没来得及数，人家给了我，我就塞到包里。排队的人一个接一个，哪有那功夫去数。”
国平放慢下车速，等到和玉梅並行了，喊道：“肯定比在酒厂干临时工，强的不是一星半点，哈哈哈！”
说完，又快速地瞪了下车子，拉开玉梅一大截，嘴里还唱起来歌。
玉梅在后面忍不住喊道：“你慢点，別摔了！”
国平一手扶著车把，另一只手冲玉梅扬了扬，“我知道！”
两人到了家，把东西卸了下来，顾不上去接腾翔了。
国平拿著包进了里屋，往床上一倒，哗啦一声。
零钱铺满了床，多数是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钢鏰，也有一毛、两毛的纸幣，五毛的就一张，叮叮噹噹地滚了一片。
“快数数！”玉梅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凑过去，满是期待。
小两口坐在床上，扒拉著那些零钱，数得格外认真，生怕数错一个子儿，来来回回核对了两遍，才敢確定。
“两块，整整两块两毛！”玉梅有点不敢相信，“这才大半天的功夫，这不就见到回头钱了嘛！比我在家踩一天缝纫机挣得都多！”
国平直接在床上站了起来，重重地挥了一下拳头。
“看吧，我就说这买卖可以吧。挣得不比酒厂临时工少！”
“上次从阳平集回来，是谁不稀罕干这活了，还要把机器砸了的？”玉梅眨巴著眼笑话国平。
“我那是急得！”国平这个时候不承认了。
“嗯，是急得。”玉梅笑著说。
“东旺集还算小的，等过些日子轮到史家集、王桥集那几个大集，或者赶上庙会，人多，活也多，到时候挣得肯定比这还多！”国平信心十足。
“行了，去接腾翔吧，这会咱儿子应该等著急了。”
玉梅催促国平赶紧去接孩子。
国平、玉梅的日子，也就在这一天天的赶集中，慢慢找到了新的节奏。
每天起早贪黑，风吹日晒，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亲手挣来的，心里踏实，也是盼头。
国平的补鞋手艺越来越熟练，赶上人多活多的大集，从早忙到天黑，连一口热饭都顾不上吃，刨去买线、买胶水的成本，一天下来，能净赚差不多四五块钱。
一个月差不多能有五十来块，谁能想到这不起眼的补鞋摊子，竟比酒厂的临时工赚的还多。
而且周边几十里，也就那八九个集，这让国平也有了更多空閒时间，他能看著腾翔，让玉梅空出手来专心做衣服。
玉梅的缝纫摊子也经营得有模有样，靠著一手好手艺，做出来的衣裳合身又好看，再加上她为人实在，不偷工减料，慢慢就有了好口碑，一个大集下来，也能稳稳噹噹地赚个四五块钱。
夫妻俩守著两个小摊子，一个叮叮噹噹修鞋底、缝鞋面，另一个收布料、做衣服。
活儿不起眼，赚的也都是几分几毛的辛苦钱。
就是这两笔不多的收入，让国平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的日子，透出了亮光。
集市就像个小江湖，人多事杂，规矩也多，偶尔闹点小摩擦，心里难免不痛快。
最常见的就是乡里税务所的人，一到赶集天，背著小包挨个摊位收管理费，一个摊子两毛钱。
为了省下这两毛钱，国平起初试著跟人家“打游击”。
看到那几个穿制服的身影开始巡查，他就赶紧把补鞋机收起来，假装要收摊，躲进附近小巷子里。
等税务干部走远了，再悄悄溜回来，重新支起摊子，接著干活。
可这法子一开始管用，后来就不行了。
那个年代的农村大集，横竖就那么两条街，来来去去就那些人。
时间一长，你在哪摆摊、干啥买卖，人家税务干部很快就搞清楚了。
有几次，国平以为躲过去了，谁知道他正忙活的时候，人家又杀了回马枪，他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交了钱，换回盖著红戳的票据。
后来，国平索性不再躲著了，该交钱交钱，耽误的功夫也够挣那五毛钱了。
除了应付这些管事的，补鞋师傅们为了抢个好位置，也常拌上几句。
虽说大家都集中在一块，可这里面也有位置好坏，挨著路口近的，人来人往生意自然好。
要是去晚了，只能往后靠。
就这么一前一后，说不定人家补鞋的就先到前面那个摊子了，后面的摊子只能等著。
有时国平去得早，抢了个好位子，后面来的老师傅仗著自己待得久，半开玩笑半较真地挤兑他，“国平，这地方我摆了十几年了，你新来的，往旁边挪挪，让我先在这摆。”
国平一开始还会爭几句，说自己也是早来的，凭啥让。
时间长了，他也学机灵了，要么提前把位置占牢，要么就陪笑说软话，找个稍次一点的位置，重新支摊。
他心里清楚，为了一个摊位和人闹得不愉快，不值当的。真要是得罪了人，影响了一天的买卖，不划算。
大家出来摆摊，不都是为了多挣点。
这些小插曲，时不时地让人不舒服，可影响不了大局。
日子，还是在那叮叮噹噹的补鞋声、噠噠噠噠的缝纫声里，在一点点减少的债务里，越来越好。
更让国平想不到的是，他很快將带起了一股流行风，从中狠狠赚了一笔。
玉梅一边把软尺、划粉往包里划拉，一边笑著问国平。
“今儿咋样，瞧你这高兴劲，应该是不孬。”
“不能说发大財，起码是立住了。”国平轻笑道，“这大半天基本上没停下，一直接活。”
顿了顿，他补充了一句，“反正没和上次一样，被人家挑出多大的毛病。”
听到国平这么说，玉梅放下心来。
回家路上，国平明显话多了，讲著听来的新鲜事。
“李庄村那老王家，承包了村里的鱼塘，听说今年鱼长得特別好，赚了不少钱呢，比种地强多了。”
“还有西庙李的，两家因为宅基地的事儿吵翻了，吵著吵著就打起来了，最后连派出所的人都来了，一人一棍子都老实了。”
“还有个从南边来的小贩，说广东那边到处高楼大厦，马路宽得能並排走好几辆汽车，听得人心里直痒痒。”
...
玉梅知道国平心里高兴，她偶尔插一两句，顺著话茬往下说。
“我听著人家说这些，感觉自己也涨了不少见识，原来外面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。”国平总结道。
等国平说得差不多了，玉梅装作隨口一提的样子，问出了最想问的那句话。
“今天这一个集，挣了多少钱，大概有个数不？”
国平咧嘴笑了，带著点小得意，“没来得及数，人家给了我，我就塞到包里。排队的人一个接一个，哪有那功夫去数。”
国平放慢下车速，等到和玉梅並行了，喊道：“肯定比在酒厂干临时工，强的不是一星半点，哈哈哈！”
说完，又快速地瞪了下车子，拉开玉梅一大截，嘴里还唱起来歌。
玉梅在后面忍不住喊道：“你慢点，別摔了！”
国平一手扶著车把，另一只手冲玉梅扬了扬，“我知道！”
两人到了家，把东西卸了下来，顾不上去接腾翔了。
国平拿著包进了里屋，往床上一倒，哗啦一声。
零钱铺满了床，多数是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钢鏰，也有一毛、两毛的纸幣，五毛的就一张，叮叮噹噹地滚了一片。
“快数数！”玉梅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凑过去，满是期待。
小两口坐在床上，扒拉著那些零钱，数得格外认真，生怕数错一个子儿，来来回回核对了两遍，才敢確定。
“两块，整整两块两毛！”玉梅有点不敢相信，“这才大半天的功夫，这不就见到回头钱了嘛！比我在家踩一天缝纫机挣得都多！”
国平直接在床上站了起来，重重地挥了一下拳头。
“看吧，我就说这买卖可以吧。挣得不比酒厂临时工少！”
“上次从阳平集回来，是谁不稀罕干这活了，还要把机器砸了的？”玉梅眨巴著眼笑话国平。
“我那是急得！”国平这个时候不承认了。
“嗯，是急得。”玉梅笑著说。
“东旺集还算小的，等过些日子轮到史家集、王桥集那几个大集，或者赶上庙会，人多，活也多，到时候挣得肯定比这还多！”国平信心十足。
“行了，去接腾翔吧，这会咱儿子应该等著急了。”
玉梅催促国平赶紧去接孩子。
国平、玉梅的日子，也就在这一天天的赶集中，慢慢找到了新的节奏。
每天起早贪黑，风吹日晒，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亲手挣来的，心里踏实，也是盼头。
国平的补鞋手艺越来越熟练，赶上人多活多的大集，从早忙到天黑，连一口热饭都顾不上吃，刨去买线、买胶水的成本，一天下来，能净赚差不多四五块钱。
一个月差不多能有五十来块，谁能想到这不起眼的补鞋摊子，竟比酒厂的临时工赚的还多。
而且周边几十里，也就那八九个集，这让国平也有了更多空閒时间，他能看著腾翔，让玉梅空出手来专心做衣服。
玉梅的缝纫摊子也经营得有模有样，靠著一手好手艺，做出来的衣裳合身又好看，再加上她为人实在，不偷工减料，慢慢就有了好口碑，一个大集下来，也能稳稳噹噹地赚个四五块钱。
夫妻俩守著两个小摊子，一个叮叮噹噹修鞋底、缝鞋面，另一个收布料、做衣服。
活儿不起眼，赚的也都是几分几毛的辛苦钱。
就是这两笔不多的收入，让国平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的日子，透出了亮光。
集市就像个小江湖，人多事杂，规矩也多，偶尔闹点小摩擦，心里难免不痛快。
最常见的就是乡里税务所的人，一到赶集天，背著小包挨个摊位收管理费，一个摊子两毛钱。
为了省下这两毛钱，国平起初试著跟人家“打游击”。
看到那几个穿制服的身影开始巡查，他就赶紧把补鞋机收起来，假装要收摊，躲进附近小巷子里。
等税务干部走远了，再悄悄溜回来，重新支起摊子，接著干活。
可这法子一开始管用，后来就不行了。
那个年代的农村大集，横竖就那么两条街，来来去去就那些人。
时间一长，你在哪摆摊、干啥买卖，人家税务干部很快就搞清楚了。
有几次，国平以为躲过去了，谁知道他正忙活的时候，人家又杀了回马枪，他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交了钱，换回盖著红戳的票据。
后来，国平索性不再躲著了，该交钱交钱，耽误的功夫也够挣那五毛钱了。
除了应付这些管事的，补鞋师傅们为了抢个好位置，也常拌上几句。
虽说大家都集中在一块，可这里面也有位置好坏，挨著路口近的，人来人往生意自然好。
要是去晚了，只能往后靠。
就这么一前一后，说不定人家补鞋的就先到前面那个摊子了，后面的摊子只能等著。
有时国平去得早，抢了个好位子，后面来的老师傅仗著自己待得久，半开玩笑半较真地挤兑他，“国平，这地方我摆了十几年了，你新来的，往旁边挪挪，让我先在这摆。”
国平一开始还会爭几句，说自己也是早来的，凭啥让。
时间长了，他也学机灵了，要么提前把位置占牢，要么就陪笑说软话，找个稍次一点的位置，重新支摊。
他心里清楚，为了一个摊位和人闹得不愉快，不值当的。真要是得罪了人，影响了一天的买卖，不划算。
大家出来摆摊，不都是为了多挣点。
这些小插曲，时不时地让人不舒服，可影响不了大局。
日子，还是在那叮叮噹噹的补鞋声、噠噠噠噠的缝纫声里，在一点点减少的债务里，越来越好。
更让国平想不到的是，他很快將带起了一股流行风，从中狠狠赚了一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