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皇后死了。
她的死在宫里宫外都没激起什么水花。
大臣们照例上了几道哀悼的奏章，赵禎照例批了几个“知道了“，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。
但赵禎心里清楚，有些东西过去了，有些东西才刚刚开始。
他今年二十五岁。
亲政一年，废了一个皇后，赶走了两个美人，贬了一批台諫官，还跟宰相联手演了一齣戏。
这些事情做完，他坐在大庆殿的御座上，看著底下那群恭恭敬敬的大臣，忽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
我，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皇帝？
这个问题，刘娥活著的时候他不敢想，也没空想。
那时候他每天的任务是背好书、坐好朝、说好“依大娘娘所言“。现在帘子撤了，没人替他拿主意了，他才发现——大宋朝这艘船，漏洞比他想像的多得多。
……
我们先来看看这艘船的底舱。
第一个洞：钱不够花。
赵禎即位的时候，大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大概是三千六百万贯。
听著不少，但支出更大。
养兵要花钱，养官要花钱，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幣要花钱，皇宫里大大小小的开销也要花钱。
最要命的是“冗官“——官员多得离谱。一个职位三个人干，三个人拿俸禄，活却只有一份。这叫“员多闕少“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吃饭的人多，干活的人少。
第二个洞：兵不能打。
大宋朝有百万禁军，听起来威风凛凛。
但这百万大军里，真正能上战场的不到三分之一。
剩下的在干嘛？在京城搬砖、修房子、种地、做买卖。这叫“冗兵“。兵多不能战，还要发餉，財政压力雪上加霜。
第三个洞：西夏闹事。
李元昊，这个党项人，去年正式称帝了。他不承认自己是宋朝的臣子，自己建国號“大夏“，自己改元“天授礼法延祚“。
赵禎气得摔了杯子，派兵去打，结果三川口一战，宋军大败，主將刘平、石元孙被俘。
消息传回汴梁，满朝文武面面相覷。
赵禎看著战报，手在抖。
他不是没读过书。
他知道太祖太宗是怎么打天下的，他也知道澶渊之盟是寇准逼著真宗去前线才签下来的。
现在轮到他当皇帝了，他却连一个西夏都搞不定。
他需要一个能干的人。
……
这时候，他想起了范仲淹。
范仲淹现在在哪？在陕西，当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跟著夏竦一起对付西夏。去年三川口大败之后，朝廷紧急调了一批人去西北，范仲淹是其中之一。
赵禎对范仲淹的印象，主要来自两件事。
第一件，是几年前范仲淹上书刘太后，要求还政。刘太后没理他，把他贬去了地方。当时赵禎坐在帘子后面，看著那个被贬出京的背影，心里暗暗佩服——这人骨头真硬。
第二件，是范仲淹最近从西北写回来的奏章。里面没有空话套话，全是实打实的分析：西夏兵力多少，宋军弱点在哪，应该怎么防守，怎么进攻。赵禎读了之后，觉得这个人不仅骨头硬，脑子也清楚。
他下了一道詔：召范仲淹回京。
……
庆历三年，公元1043年。
范仲淹回到了汴梁。跟他一起回来的，还有几个大名鼎鼎人：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！
这几个人，后来被称为“庆历君子“，但在当时，他们只是几个被皇帝看中的中层官员。
赵禎在延和殿召见了范仲淹。
据史料记载，赵禎“赐坐，给笔札，使条陈当世急务“。翻译一下：皇帝赐座，给纸笔，让他写一份改革建议书。
这待遇不低。一般来说，大臣见皇帝都是站著说话，能赐座的，要么是宰相，要么是皇帝特別看重的人。
范仲淹写了。
他写了一篇《答手詔条陈十事》，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。
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“庆历新政“总纲领。
这十条，条条戳中要害：
第一条“明黜陟“——考核官员，干得好升，干不好降，別论资排辈。
第二条“抑侥倖“——限制恩荫，別老子当官儿子也跟著当官。
第三条“精贡举“——改革科举，考实用学问，別只会背死书。
第四条“择官长“——派得力的人去地方当官，別让废物祸害百姓。
第五条“均公田“——给地方官分职田，让他们有收入，少贪污。
后面还有五条，核心是整顿军队、减轻徭役、发展农业。十条加起来，就是一个字：改。
赵禎看完，拍板：干。
他下了决心，这次要动真格的。
他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相当於副宰相；富弼为枢密副使，管军事；韩琦也进枢密院。
欧阳修、蔡襄、余靖等人进諫院，当諫官。
这套班子，就是赵禎的“改革团队“。
……
但改革还没开始，就有人不干了。
谁？吕夷简。
吕夷简此时已经六七十岁了，老谋深算，在朝堂上根深叶茂。他对赵禎说：“陛下，改革是好事，但步子不能太大。官员考核？可以。限制恩荫？也行。但您得慢慢来，一下动太多，人心不稳。“
这话听起来有道理，但赵禎知道，吕夷简真正担心的不是“人心不稳“，是“利益受损“。
他自己就是靠恩荫制度爬上来的，他的儿子、侄子、门生，哪个不是这条船上的？范仲淹要砍恩荫，就是砍他吕家的根。
赵禎没听吕夷简的。他年轻，有衝劲，想一口气把问题解决。
但他忽略了一件事：吕夷简在朝堂上经营了三十年，门生故吏遍布各部。
范仲淹的改革团队，加起来不到十个人。
十个对三百，怎么打？他们又不是喝多了的俄罗斯球迷。（哈哈哈不知道有几位看官知道这么个梗）
……
新政推行了不到一年，问题出来了。
首先是“择官长“。范仲淹派了一批人去地方考察官员，按考核结果任免。
这本来是好意，但执行起来变了味——被撤职的官员，大多是吕夷简一派的；被提拔的，大多是改革派自己人。朝堂上议论纷纷，说范仲淹“结党营私“。
然后是“明黜陟“。考核標准一严，很多老官员不干了。他们上书、串联、托关係，甚至跑到皇宫门口哭诉。
赵禎每天收到的奏章，一多半是骂范仲淹的。
最致命的是“按察使事件“。范仲淹派按察使去各路巡视，这些按察使年轻气盛，到了地方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把很多老官员批得一无是处。
有个按察使甚至把一份官员名单直接递到赵禎面前，上面写著：“这些人都不称职，建议全部撤换。“
赵禎看著那份名单，头大了。
全撤？那朝堂就空了。
……
庆历四年，公元1044年。
西夏那边传来了消息：李元昊愿意和谈。条件是宋朝承认他的帝號，每年给他岁幣二十五万。
赵禎鬆了口气。
打仗打不贏，和谈至少能喘口气。他派使者去谈，最后签了“庆历和议“——西夏向宋称臣，宋给西夏岁幣。名义上西夏是臣，实际上各过各的。
西北的仗不打了，改革的紧迫性就降了一半。
然后，宫里出事了。
有人告发：改革派的人结党。证据是石介写的一篇文章，里面把改革派比作“君子“，把反对派比作“小人“，还画了一幅《百官图》，把朝堂上的势力分布標得清清楚楚。
赵禎看到那幅图，脸有点绿了。
他最怕的就是这个。
刘娥垂帘十一年，他深知权力被分割的痛苦。
现在他刚亲政，手下这帮人就开始拉帮结派？那他和当年的真宗有什么区別？
更糟的是，有人告发范仲淹“私结藩镇“——说他跟西北的將领走得太近，有谋反嫌疑。
这当然是诬陷。但赵禎不得不查。
他派了人去西北调查，结论是查无实据。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。
……
庆历五年正月，一场大雪覆盖了汴梁城。
赵禎坐在延和殿里，看著窗外纷飞的雪花，做了一个决定。
他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，让他去陕西当地方官。富弼贬去河北，韩琦贬去扬州。欧阳修等人也陆续外放。
庆历新政，正式宣告失败。
从启动到终结，不到一年半。
……
赵禎后来有没有后悔过？
史书上没有明確记载。但我们知道，他晚年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：“朕用范仲淹，欲成其事，而仲淹见疑，朕亦不得已。“
翻译一下：我想用范仲淹办成事，但他被人怀疑，我也没办法。
这句话里，有无奈，有遗憾，也有一种深深的疲惫。
他二十五岁那年，满怀激情地想要改变这个国家。
他找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，给了他们最大的信任，然后——然后他发现，寥寥几个人，推不动整艘船。
船太重了。船上的人太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。你想动一块木板，整艘船都在晃。
赵禎学会了妥协。这是他亲政后的第一课，也是最重要的一课。
他后来当了四十二年皇帝，再也没有发动过如此激进的改革。他变得温和，变得谨慎，变得“仁“。
有人说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有人说这是他的缺点。
但无论如何，庆历新政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疤。
那道疤，让他记住了范仲淹这个名字。不是作为改革失败者，而是作为那个曾经敢跟他一起做梦的人。
很多年后，范仲淹在邓州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“。
赵禎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已经是个老人了。他看著那些字，沉默了很久。
他想起了庆历三年的延和殿，想起了那个赐座给笔札的下午，想起了一个中年官员在他面前慷慨陈词的样子。
那时候，他们都还年轻，都还相信，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。
关於范仲淹这个人，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讲。这里只需要记住：他是一个从底层爬上来、吃过苦、骨头极硬的人。他后面还会回来，以一种更成熟、更坚韧的姿態。
但现在，赵禎的麻烦还没完。
西夏那边暂时消停了，但西北的狼烟，从来没有真正熄灭过。
那个叫李元昊的党项人，虽然签了和约，但他的眼睛，始终盯著大宋的河山。
下一章，我们来看看这场让赵禎寢食难安的宋夏战爭。
她的死在宫里宫外都没激起什么水花。
大臣们照例上了几道哀悼的奏章，赵禎照例批了几个“知道了“，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。
但赵禎心里清楚，有些东西过去了，有些东西才刚刚开始。
他今年二十五岁。
亲政一年，废了一个皇后，赶走了两个美人，贬了一批台諫官，还跟宰相联手演了一齣戏。
这些事情做完，他坐在大庆殿的御座上，看著底下那群恭恭敬敬的大臣，忽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
我，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皇帝？
这个问题，刘娥活著的时候他不敢想，也没空想。
那时候他每天的任务是背好书、坐好朝、说好“依大娘娘所言“。现在帘子撤了，没人替他拿主意了，他才发现——大宋朝这艘船，漏洞比他想像的多得多。
……
我们先来看看这艘船的底舱。
第一个洞：钱不够花。
赵禎即位的时候，大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大概是三千六百万贯。
听著不少，但支出更大。
养兵要花钱，养官要花钱，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幣要花钱，皇宫里大大小小的开销也要花钱。
最要命的是“冗官“——官员多得离谱。一个职位三个人干，三个人拿俸禄，活却只有一份。这叫“员多闕少“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吃饭的人多，干活的人少。
第二个洞：兵不能打。
大宋朝有百万禁军，听起来威风凛凛。
但这百万大军里，真正能上战场的不到三分之一。
剩下的在干嘛？在京城搬砖、修房子、种地、做买卖。这叫“冗兵“。兵多不能战，还要发餉，財政压力雪上加霜。
第三个洞：西夏闹事。
李元昊，这个党项人，去年正式称帝了。他不承认自己是宋朝的臣子，自己建国號“大夏“，自己改元“天授礼法延祚“。
赵禎气得摔了杯子，派兵去打，结果三川口一战，宋军大败，主將刘平、石元孙被俘。
消息传回汴梁，满朝文武面面相覷。
赵禎看著战报，手在抖。
他不是没读过书。
他知道太祖太宗是怎么打天下的，他也知道澶渊之盟是寇准逼著真宗去前线才签下来的。
现在轮到他当皇帝了，他却连一个西夏都搞不定。
他需要一个能干的人。
……
这时候，他想起了范仲淹。
范仲淹现在在哪？在陕西，当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跟著夏竦一起对付西夏。去年三川口大败之后，朝廷紧急调了一批人去西北，范仲淹是其中之一。
赵禎对范仲淹的印象，主要来自两件事。
第一件，是几年前范仲淹上书刘太后，要求还政。刘太后没理他，把他贬去了地方。当时赵禎坐在帘子后面，看著那个被贬出京的背影，心里暗暗佩服——这人骨头真硬。
第二件，是范仲淹最近从西北写回来的奏章。里面没有空话套话，全是实打实的分析：西夏兵力多少，宋军弱点在哪，应该怎么防守，怎么进攻。赵禎读了之后，觉得这个人不仅骨头硬，脑子也清楚。
他下了一道詔：召范仲淹回京。
……
庆历三年，公元1043年。
范仲淹回到了汴梁。跟他一起回来的，还有几个大名鼎鼎人：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！
这几个人，后来被称为“庆历君子“，但在当时，他们只是几个被皇帝看中的中层官员。
赵禎在延和殿召见了范仲淹。
据史料记载，赵禎“赐坐，给笔札，使条陈当世急务“。翻译一下：皇帝赐座，给纸笔，让他写一份改革建议书。
这待遇不低。一般来说，大臣见皇帝都是站著说话，能赐座的，要么是宰相，要么是皇帝特別看重的人。
范仲淹写了。
他写了一篇《答手詔条陈十事》，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。
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“庆历新政“总纲领。
这十条，条条戳中要害：
第一条“明黜陟“——考核官员，干得好升，干不好降，別论资排辈。
第二条“抑侥倖“——限制恩荫，別老子当官儿子也跟著当官。
第三条“精贡举“——改革科举，考实用学问，別只会背死书。
第四条“择官长“——派得力的人去地方当官，別让废物祸害百姓。
第五条“均公田“——给地方官分职田，让他们有收入，少贪污。
后面还有五条，核心是整顿军队、减轻徭役、发展农业。十条加起来，就是一个字：改。
赵禎看完，拍板：干。
他下了决心，这次要动真格的。
他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相当於副宰相；富弼为枢密副使，管军事；韩琦也进枢密院。
欧阳修、蔡襄、余靖等人进諫院，当諫官。
这套班子，就是赵禎的“改革团队“。
……
但改革还没开始，就有人不干了。
谁？吕夷简。
吕夷简此时已经六七十岁了，老谋深算，在朝堂上根深叶茂。他对赵禎说：“陛下，改革是好事，但步子不能太大。官员考核？可以。限制恩荫？也行。但您得慢慢来，一下动太多，人心不稳。“
这话听起来有道理，但赵禎知道，吕夷简真正担心的不是“人心不稳“，是“利益受损“。
他自己就是靠恩荫制度爬上来的，他的儿子、侄子、门生，哪个不是这条船上的？范仲淹要砍恩荫，就是砍他吕家的根。
赵禎没听吕夷简的。他年轻，有衝劲，想一口气把问题解决。
但他忽略了一件事：吕夷简在朝堂上经营了三十年，门生故吏遍布各部。
范仲淹的改革团队，加起来不到十个人。
十个对三百，怎么打？他们又不是喝多了的俄罗斯球迷。（哈哈哈不知道有几位看官知道这么个梗）
……
新政推行了不到一年，问题出来了。
首先是“择官长“。范仲淹派了一批人去地方考察官员，按考核结果任免。
这本来是好意，但执行起来变了味——被撤职的官员，大多是吕夷简一派的；被提拔的，大多是改革派自己人。朝堂上议论纷纷，说范仲淹“结党营私“。
然后是“明黜陟“。考核標准一严，很多老官员不干了。他们上书、串联、托关係，甚至跑到皇宫门口哭诉。
赵禎每天收到的奏章，一多半是骂范仲淹的。
最致命的是“按察使事件“。范仲淹派按察使去各路巡视，这些按察使年轻气盛，到了地方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把很多老官员批得一无是处。
有个按察使甚至把一份官员名单直接递到赵禎面前，上面写著：“这些人都不称职，建议全部撤换。“
赵禎看著那份名单，头大了。
全撤？那朝堂就空了。
……
庆历四年，公元1044年。
西夏那边传来了消息：李元昊愿意和谈。条件是宋朝承认他的帝號，每年给他岁幣二十五万。
赵禎鬆了口气。
打仗打不贏，和谈至少能喘口气。他派使者去谈，最后签了“庆历和议“——西夏向宋称臣，宋给西夏岁幣。名义上西夏是臣，实际上各过各的。
西北的仗不打了，改革的紧迫性就降了一半。
然后，宫里出事了。
有人告发：改革派的人结党。证据是石介写的一篇文章，里面把改革派比作“君子“，把反对派比作“小人“，还画了一幅《百官图》，把朝堂上的势力分布標得清清楚楚。
赵禎看到那幅图，脸有点绿了。
他最怕的就是这个。
刘娥垂帘十一年，他深知权力被分割的痛苦。
现在他刚亲政，手下这帮人就开始拉帮结派？那他和当年的真宗有什么区別？
更糟的是，有人告发范仲淹“私结藩镇“——说他跟西北的將领走得太近，有谋反嫌疑。
这当然是诬陷。但赵禎不得不查。
他派了人去西北调查，结论是查无实据。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。
……
庆历五年正月，一场大雪覆盖了汴梁城。
赵禎坐在延和殿里，看著窗外纷飞的雪花，做了一个决定。
他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，让他去陕西当地方官。富弼贬去河北，韩琦贬去扬州。欧阳修等人也陆续外放。
庆历新政，正式宣告失败。
从启动到终结，不到一年半。
……
赵禎后来有没有后悔过？
史书上没有明確记载。但我们知道，他晚年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：“朕用范仲淹，欲成其事，而仲淹见疑，朕亦不得已。“
翻译一下：我想用范仲淹办成事，但他被人怀疑，我也没办法。
这句话里，有无奈，有遗憾，也有一种深深的疲惫。
他二十五岁那年，满怀激情地想要改变这个国家。
他找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，给了他们最大的信任，然后——然后他发现，寥寥几个人，推不动整艘船。
船太重了。船上的人太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。你想动一块木板，整艘船都在晃。
赵禎学会了妥协。这是他亲政后的第一课，也是最重要的一课。
他后来当了四十二年皇帝，再也没有发动过如此激进的改革。他变得温和，变得谨慎，变得“仁“。
有人说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有人说这是他的缺点。
但无论如何，庆历新政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疤。
那道疤，让他记住了范仲淹这个名字。不是作为改革失败者，而是作为那个曾经敢跟他一起做梦的人。
很多年后，范仲淹在邓州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“。
赵禎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已经是个老人了。他看著那些字，沉默了很久。
他想起了庆历三年的延和殿，想起了那个赐座给笔札的下午，想起了一个中年官员在他面前慷慨陈词的样子。
那时候，他们都还年轻，都还相信，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改变的。
关於范仲淹这个人，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讲。这里只需要记住：他是一个从底层爬上来、吃过苦、骨头极硬的人。他后面还会回来，以一种更成熟、更坚韧的姿態。
但现在，赵禎的麻烦还没完。
西夏那边暂时消停了，但西北的狼烟，从来没有真正熄灭过。
那个叫李元昊的党项人，虽然签了和约，但他的眼睛，始终盯著大宋的河山。
下一章，我们来看看这场让赵禎寢食难安的宋夏战爭。